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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革命時期，上海創造瞭多個“紅色第一”，這不是曇花一現的偶然，而是石破驚天的歷史的必然選擇。近代上海獨特的區位優勢、華洋雜居的政治格局，中西交融的多元文化，孕育和鑄就瞭中國共產黨紅色起點的輝煌。
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
1920年2月19日，已到農歷新年除夕，上海弄堂的空氣中彌漫著食物與煙火的混合氣味。那天下午，陳獨秀卻孤身一人，悄然走進坐北朝南雙開間的兩層石庫門樓房——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。1919年6月，他因在北京新世界散發《北京市民宣言》的傳單而被捕，在各界聲援下，方於9月出獄。回首台中中古餐飲設備回收往昔，展望新年，陳獨秀內心的馬克思主義信仰愈益堅定。此時，上海雲集瞭陳獨秀、陳望道、李達、李漢俊、沈雁冰等一批立志革新的知識領袖。在歷史的峰回路轉間，這批先賢開創瞭中國革命的上海特色。
由於上海的“一舉一動可以影響全國”，這裡成瞭追求進步的青年最向往的地區之一，許多年輕人脫離傢庭和學校，到上海尋找進步出路。領導浙江一師學潮的俞秀松便是其中進步青年的代表。在北京大學旁聽期間，經李大釗推薦，1920年3月，21歲的俞秀松來到上海《星期評論》社（李漢俊主辦）工作。
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時，俞秀松是黨組織中最年輕的成員之一。在黨組織籌建期間，陳獨秀提議可以參照蘇俄少年共產黨的模式，“組織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，作為中共的後備軍，或可說是共產主義預備學校”。8月22日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立。團員有俞秀松、施存統、沈玄廬、陳望道、李漢俊、葉天底、袁振英、金傢鳳等8人。受陳獨秀的委托，俞秀松擔任書記，他是中國團組織主要創建人之一。團的機關設在新漁陽裡6號（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）。
青年團成立初始就和共產黨的事業休戚與共。當時共產黨是秘密組織，青年團是共產黨的半公開組織。新漁陽裡6號是青年團所在地，老漁陽裡2號是黨部所在地。大傢稱黨為本校，稱團為預校，黨的許多活動以團的名義開展，許多黨員保留著團籍，同時參加黨、團組織的活動；許多會議與革命活動是黨、團聯合舉行的；在團和黨的關系上，團接受黨的領導。這也奠定瞭青年團緊跟共產黨，成為黨的忠實助手的良好基礎。
上海的共青團組織建立後，俞秀松還撰寫瞭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，並將章程寄給各地共產主義者，建議各地建團。不久，李大釗開始在北京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，最早的團員有鄧中夏、何孟雄、張國燾、劉仁靜等人。1920年10月底，毛澤東在長沙成立團組織，新民學會的郭亮、夏曦、羅學瓚、肖述凡等人是最早的團員。在建團初期，年輕的毛澤東就非常重視團員的政治質量。1920年長沙第一師范學生張文亮的日記曾記載：“十一月二十一日，會見台中中古餐飲設備買賣毛澤東（在通俗館），囑此時青年團宜註意找真同志；隻宜從緩，不可急進。”
在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倡導下，北京、武漢、長沙、廣州、天津等地陸續建立瞭團組織，團員發展到1000多人。在此基礎上，1921年4月在上海成立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。建團過程中，上海團組織客觀上起到瞭發起與指導的核心作用。1921年11月，重新制定團的臨時章程規定：“正式中央機關未組成時，以上海機關代理中央職權。”
為瞭掩護革命活動，培養幹部和輸送優秀青年，1920年9月，在團的機關所在地新漁陽裡6號，還公開創辦瞭外國語學社，可以說，這是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黨校和團校。上海團組織在外國語學社發展瞭最早的一批團員。從1921年4月開始，任弼時、劉少奇、肖勁光、彭述之、羅亦農、汪壽華等20餘名學員分三批被派往莫斯科東方大學深造，為共產黨培養瞭一批骨幹力量。
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初創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迅速壯大。1921年3月底俞秀松前往蘇俄，出席瞭在莫斯科召開的青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。在大會上，他闡述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產生、中國青年革命運動情況、上海的工人運動以及全國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建立等情況，受到與會代表的密切關註。青年共產國際東方部書記格林贊譽，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為“中國青年團中最好的一個”，“上海的組織是中國的中心……完全是一個共產主義組織”。
社會主義青年團像一塊巨大的磁鐵，把立志於改造舊世界的進步青年緊緊吸引在一起，成為共產黨得力的助手。
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
1920年代初的上海，是中國擁有229萬人口的第一大城市。當時全國工人隊伍發展到194.6萬人，其中上海就有51.4萬人，占全國工人總數1/4還要多。在國人尚在朦朦朧朧的睜眼之際，在中國工業和工人運動的中心——上海，已掀起中國工運風起雲湧的開端。
1921年7月，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，通過的《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》，強調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領導。可是，當時共產黨不能進行合法公開的活動，於是黨中央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（以下簡稱書記部。據張國燾、包惠僧等回憶，由於該機構不是各地工會所產生出來的機構，尚不能稱為“總工會”，於是命名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”，這是一般共產主義者從事工會組織工作的名稱），作為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構。
如何深入底層普通工人，這是一個極富挑戰的難題。包惠僧回憶中說，勞動組合書記部曾想派人分途打入青紅幫，“但我們的同志都是學生出身，如果要上臺講話作報告，寫文章搞宣傳，倒有得是人。如果要到青幫去拜老頭子，到紅幫裡去做小兄弟，那真是沒有那個耐心，而且也不容易找到這個門路”。
20多歲的李啟漢——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第一批團員、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，卻找到瞭門路。在書記部籌建時，上海黨組織派遣李啟漢，具體領導英美煙廠工人的罷工。他表現瞭出色的組織才能和鬥爭藝術，被工人們昵稱為“小李先生”。英美煙廠罷工最終於8月10日勝利。第二天即8月11日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正式成立瞭。書記部主任張國燾，幹事李啟漢、李震瀛等。辦事機構設在北成都路19號（今成都北路899號）。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不久，在長沙、武漢、北京、濟南、廣州等地設立瞭5個分部。還創辦《勞動周刊》，作為工人運動的機關刊物。在上海，書記部出版工運書籍，開辦多所工人補習學校，推動瞭轟轟烈烈的工運時代的到來。
1920年秋，李啟漢在紡織工人最集中的滬西小沙渡、檳榔路北錦繡裡3弄（號）辦瞭一所工人半日學校，他通過講課、遊藝、談心等方式，通俗易懂地向工人宣傳，號召大傢團結起來，組織工會，與剝削者進行鬥爭。不久，他幫助工人建立瞭滬西紡織工會組織、上海印刷工人會、上海煙草工人會等許多進步工會。陳獨秀著文熱情贊揚說：“鄙人對於新組織的上海各業工會代表團，抱有無窮的希望；現在他們能夠集合機器、紡織、印刷、煙草等真正工人的工會籌備組織，更加令人不能不歡迎佩服瞭。”
在工人運動不斷高漲的形勢下，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，於1922年5月，在廣州召開瞭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。5月1日，勞動大會全體代表同廣州5萬工人一起進行遊行，領隊的一面大旗就是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”。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通過“在中國全國總工會未成立以前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總通訊機關”案，事實上便是公認它為全國唯一的工運領袖機關。在此影響下，5月21日，上海30多個工團代表開會，聯合發起組織上海勞動總工會。1922年是共產黨成立後形成第一次工運高潮的一年，到1923年“二七慘案”為止，全國共發生罷工百餘次，上海發生54次，人數8萬以上。
1922年，在領導上海郵務工人罷工中，李啟漢做瞭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。終為租界當局所不容。6月10日，上海工部局《警務處日報》記載，會審公廨判決李啟漢“入監3個月並驅逐出境，《勞動周刊》封閉，報紙銷毀”。李啟漢作為中共早期著名的工運領袖，在短暫的生涯中，曾三次被捕，兩入牢獄，最終為革命事業犧牲，被鄧中夏稱為中共歷史上“坐獄最早最苦的第一位同志”。
自1921年8月11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至1922年7月18日被租界當局封閉，書記部為推動早期工運做出瞭難以磨滅的貢獻。“二七慘案”發生後,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轉入地下,進行秘密工作,逐漸由產業工會代替領導工人運動的職能。1925年5月,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，至此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完成其歷史使命。
平民女校
中國共產黨成立後，就開始作婦女解放運動的嘗試，第一步就是創辦平民女校。1921年10月，陳獨秀與李達商量女校事宜，但當時共產黨處於地下狀態，還不能公開辦學。這個難題很快由李達的夫人王會悟解決瞭。王會悟當時是上海女界聯合會的成員，她想到可否借用女界聯合會的名義來辦學。幾經思考，王會悟找到女界聯合會會長徐宗漢女士商談，徐宗漢是同盟會元老黃興的夫人，在社會上很有聲望，與陳獨秀、李達等人私交很好。她對開辦平民女校的建議欣然贊同。最終，平民女校以上海女界聯合會的名義籌辦。
校址選在哪裡合適呢？李達夫婦當時租住在南成都路輔德裡635號的石庫門裡弄，為瞭女校的籌建與工作的開展，他們租下同一弄堂的632號A（今老成都北路7弄42號-44號）作為女校校舍。1922年2月，平民女校正式開學。這是一棟兩樓兩底的石庫門裡弄房子，樓上的客堂間作為教室，課桌和椅子都是徐宗漢捐助的。樓上的廂房是學生宿舍，樓下是學生的工讀工場和飯廳。由於當時共產黨的經費緊張，女校每月50元的房租由李達從自己的稿費裡支出。
為瞭擴大影響，平民女校先後兩次在《婦女聲》和《民國日報》上刊登招生廣告，說女校是專門招收有覺悟而無力求學的女子，使她們學到謀生工具，養成自立精神。自此，一批新式女性走進裡弄，得到許多名傢教授的悉心教導。
平民女校的師資力量絕對是一流的。校務主任先後由李達、蔡和森擔任，老師有陳獨秀、邵力子、陳望道、沈澤民等一批名師，他們都有很高的學術造詣，各有一套獨特新穎的教學方法，給學生真正的素質教育。高級班裡，邵力子先生給大傢教授國文。他所選的國文，不是傳統女學所授的貞節烈婦傳、太史公之類的文章，而是從當時的報紙、雜志和小說上所刊載的名著譯文及評論等，和貴族女學的學習內容有天壤之別。陳望道翻譯瞭《共產黨宣言》，他的作文課教法與一般國粹先生完全不同，鼓勵大傢寫出真情實感。英文老師沈澤民，他的教本是莫泊桑的小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《窮人》英譯本。陳獨秀給大傢講授社會學，向學生宣傳社會科學、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。代數教員李達，還專門為學生講授馬列主義呢。
難能可貴的是，除瞭講課外，平民女校還安排每周兩個小時的演講。演講內容大多是婦女問題和婦女運動問題，軍閥割據與世界帝國主義的關系；為何要反帝反封建等等，這在一般的女校中是絕無僅有的。陳獨秀、李達、施存統等人都曾到女校演講。張太雷、劉少奇等從蘇俄回國後台中二手廚具買賣，也曾到校演講，介紹俄國的革命和建設的狀況，這極大地開闊瞭女生的視野。女校還為無力求學的女子介紹工作，鼓勵她們半工半讀。學生每天做半天工，讀半天書，掙得的工資，可供自己生活、學習所需的費用。
1922年底，由於辦學經費極度困難，平民女校停止活動，一部分學員轉入共產黨領導的上海大學學習。平民女校雖然隻開辦瞭八個月，但這裡培養瞭丁玲、錢希均、王劍虹等一批優秀的女共產黨員。
錢希均從小是童養媳，是張秋人的未婚妻，張秋人參加革命後，對童養媳制度深惡痛絕，他們一直沒有結婚。張秋人非常同情錢希均的處境，處處關心她，把她當作自己的“妹妹”，化名張靜，介紹她進入平民女校就讀。錢希均從此走上革命的道路，她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，1926年在上海與毛澤民結婚，後來參加二萬五千裡長征，是江西中央蘇區長征隊伍中30個女戰士之一。
1922年春，王劍虹和同窗好友丁玲從湖南來到上海，進入平民女校。王劍虹還擔任中華女界聯合會的機關刊物《婦女聲》周刊的編輯。她的能力和才幹得到陳獨秀和李達的賞識。後來，王劍虹和瞿秋白喜結連理，可惜，1924年王劍虹因病英年早逝。進校時，丁玲還是位18歲的姑娘，名字為蔣冰之。她雖初次來申城，但在班裡挺活躍，學習成績也較好。在這裡，丁玲受到瞭文學創作的啟蒙教育，此後成長為優秀的共產黨幹部和著名作傢。幾十年後，丁玲仍深切懷念在女校的學習生活，回憶起女校學員到馬路上捐錢，到浦東紗廠去講演，勸工人堅持罷工的場景。
1920年代初，上海迎來瞭它的第一次紅色破蛹，早期中共革命者秉承先行先試的精神，在建黨、工人、青年和婦女運動中運籌帷幄，於風雨如磐的險峻歲月中，譜寫瞭浩然正氣的革命開篇。
[責任編輯：寧曉貞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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